并非都能为爱情而结合

　　在二十世纪的中国，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，他们的婚姻，并非都能为爱情而结合。现实生活的需要往往大于爱情的神圣，家庭的责任也总是重于两性的吸引。特别是文革时期组成的家庭，带着那个特殊的、疯狂的、扭曲的时代的烙印。政治要素、血统出身是最高的选择，职业、地位在婚姻中占着沉重的分量。芸芸众生，当适龄的男女们，选择了伴侣，被涌入洞房的时候开始，他们就选择了一辈子的生活方式。从道德操守、性格禀赋，到起居习惯、两性生活。在两人世界里，冲突、碰撞、磨合、对接。哪个家庭能真正做到夫唱妇随，哪个家庭能真正享受举案齐眉。在那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贫瘠的年代里，时光磨平了娇怂和傲骨，岁月添补着灵与肉的冲动。没有惊心动魄，也没有小桥流水。柴米油盐，磕磕绊绊，绝大部分的中国家庭，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一个“忍”字，一个“耐”字，是维系着平凡家庭的至胜宝典。多少女人隐忍了一生，多少男人耐住了内心的骚动。他们把这种黏合的力量，归诸于宿命————缘分；把这种从一而终的信念，归诸于品行————情操；把这种消褪了欲望，支撑到白头的境界，归诸于公德————-责任。

　　范忠林也想过就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，也想与郭莉白头偕老。至少，在这件事发生之前，他没想过离婚。在部队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次，他动手打了郭莉，那是因为郭莉慢怠了自己的父亲，范忠林忍无可忍了，他说过要离婚，那也只是一时的气话，他并没有真正动过离婚的心思。

　　范忠林知道这种事的深浅厉害，一个县团级的干部，真的离了婚，一辈子无法摆脱人们的猜疑，无疑会影响他的提拔，影响他的进步，会严重损害自己的社会形象，就等于把自己摆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。范忠林奋斗了半生，赢得了今天的地位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，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，社会形象。他顾影自怜，深度自爱，容不得任何人玷污他的尊严，更不会自毁前程。

　　郭莉拿捏住了范忠林的软肋，它本可以利用范忠林的弱点，让他有所顾忌，达到她的目的。可是，这个可怜又可悲的女人，她使出了平生的力气，踢出了一记乌龙球。她恰恰在范忠林最脆弱的地方出手，砸下了一记重拳，让他抽搐，让他痉挛，让他痛入了骨髓，让他颜面全无。郭莉把范忠林最隐晦，也是最珍贵的东西暴露在阳光下，让他无处躲藏了。

　　一个人，当他视为生命中本该属于私密的东西，体无完肤地被揭穿，被出卖，被一览无余的时候，他会有怎样的表现。范忠林不是输光了的赌徒，他只是一个心灵被曝光的男人。现在，他没有了最后的防线，他也就无所畏惧了。他本该畏惧的舆论、影响，本该维护的威信、形象，本该避讳于子女、亲属的私密，这一切，都被郭莉彻底的捣毁了。郭莉在范忠林的周围，调动了一个强大的磁场，不，那是构筑了一个透明的玻璃房，把范忠林置身其中，任由人们观赏、品鉴、指责，郭莉正站在那里，她在号召更多的人来观赏，来品鉴，来指责他。

　　范忠林的决绝，那是一种自我裁决，是一种以暴制暴，是一种鱼死网破。他从郭莉的行为上，为自己的决定找到了可以自慰的理由。

　　郭莉输掉了她手里最后的砝码，输掉了唯一能够拯救她的婚姻和家庭的王牌。她的命运之舟，触礁了。

　　第二天，范忠林正式向朱书记提出了离婚的申请，朱书记没有答复，他从心里很反感范忠林的要求。在这一个星期之内，郭莉又连着来找了他三次，在厂部办公大楼里，大家几乎都认识了范主席的爱人。

　　厂部办公室里，郭莉在等朱书记。人事科乔科长正要找朱书记汇报工作，她听说了范主席家里的矛盾，想劝一劝郭莉。郭莉抓住乔科长的衣袖，痛哭不止，招来楼上楼下许多干部来围观。

　　范忠林有些麻木了，他陷入了众人的包围之中。高云飞和郭怡，客气地请他，范忠林推故没有去。郭怡亲自到棉纺厂来了一趟，范忠林请这个大姨姐到一个小饭店坐了一个下午。郭怡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；“是我办错了一件事。”

　　范忠林搬到独身职工宿舍去住了。他今天接到了祁峰的电话，那粗旷的声音从电话听筒传过来，震得耳机发颤，好象电话线的容量不够他用的。“忠林啊，好几个月没见了，今晚我没啥事，馋酒了，你请我啊！”

　　范忠林选了一个干净一点的饭店，找了一个火车车厢似的座位，哥俩个面对面坐下，范忠林拎出了两瓶五粮液。“忠林，啥时候藏的好酒，早知道，我哪能等到今天才来喝。”范忠林笑着说：“我早在这等你了，装什么装啊，怎么装也不像。今个，不用你说话，咱哥俩一人一瓶，告诉你吧，你不来找我，我也得去找你。”